天还没亮透，李老师就摸黑起了床。厨房的灯拉亮，昏黄的光照着她那双沾满粉笔灰的手。她往锅里添了把米，又从咸菜坛子里夹出几根萝卜干。这间住了快二十年的教师宿舍，墙皮一块块往下掉，窗框上的绿漆早就斑驳得看不出原样。五点四十，她准时推开教室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打开灯，等着孩子们陆续从各个山坳里赶来。

这个场景在贵州那个叫石垭的小村子里重复了整整十年。十年间，李老师教过的学生有一百多个走出了大山，有的考上了县一中，有的读了职校学了手艺，还有几个念了大学。数字听起来不算惊人，但放在那个曾经连续三年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愿意继续读书的地方，这已经算得上翻天覆地。

刚来那会儿，村里人对读书这事没什么概念。男孩子长到十四五岁，家里就张罗着让跟着亲戚去广东进厂，女孩子更简单，在家帮着带两年弟弟妹妹，媒人一上门，婚事就算定了。李老师挨家挨户去劝，有家长当面就呛她：“读那么多书能当饭吃？认得几个字会算账就行了。”她也不恼，第二天照样去，帮着人家掰玉米、喂猪，边干活边聊。有一回，为了劝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女生别辍学，她在人家堂屋里坐了一整个下午，最后那家奶奶松了口：“行吧，让她再读一年试试。”

那个女生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，现在在邻县当小学老师。每年过年都来看李老师，提一兜子水果，坐一会儿就走，话不多，但眼睛里的东西骗不了人。

乡村教师这个身份，外人看着是奉献，其实身在其中的人知道，这活就是日复一日的琐碎。早上六点半上早自习，中午给路远的孩子热饭，下午放学后给几个跟不上进度的补课。冬天水管冻住了，要去山下提水。夏天暴雨冲了路，得一个个把孩子送到家门口。有一年流感，班上二十多个孩子倒了十几个，李老师自己也发着烧，还是撑着上完课，晚上去村卫生所挂吊瓶。

真正难的不是这些。难的是你明明知道有些孩子天赋不错，可家里就是拿不出一个月两百块的生活费。难的是你花了一个学期把某个学生的数学从二十几分补到七十多分，结果下学期开学人没来，听说跟着表哥去浙江打工了。那种无力感，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消解的。

但李老师有她自己的办法。她把那些实在留不住的学生，一个个记在本子上，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问近况，有时候还托人带几本书过去。有个男生在东莞的电子厂干了三年，突然给她打电话，说想回来读书。李老师连夜帮他联系了县里的职校，现在那孩子在学数控，每个月还给她发实训车间的照片。

十年下来，李老师明显老了。头发白了大半，嗓子常年是哑的，膝盖一到阴雨天就疼。但她那个本子上的名字越来越多，有些后面画了勾，有些画了圈。画勾的是读出去了的，画圈的是还在读的。她说只要还有一个圈没变成勾，她就还得在这儿待着。

村里人现在不说读书没用了。谁家孩子成绩好，家长会主动来学校问该怎么培养。前年村里出了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，虽然只是省里的师范，但全村人还是凑钱放了场电影。李老师坐在人群后面，看着银幕上闪动的光，想起那个学生一年级时连铅笔都握不稳的样子。

天又亮了，教室里传出参差不齐的读书声。李老师站在黑板前，一笔一划地写着生字。粉笔灰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像冬天山坳里没化的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