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，李秀兰就摸黑起了床。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，她往里面扔了两把挂面，又从坛子里夹了筷子咸菜。这顿早饭她吃了快二十年，从没觉得腻。五点四十，她推出那辆凤凰牌自行车，车筐里塞着昨晚批改完的作业本，后座上绑着一摞新到的粉笔。从家到学校要骑四十分钟山路，冬天的时候，手电筒的光在雾里只能照出两三米远。

大凉山深处的这所村小，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学生。现在只剩十七个。李秀兰既是校长，也是语文老师、数学老师、音乐老师和食堂阿姨。教育局给学校配了三个编制，但没人愿意来。前年分来一个年轻特岗教师，待了不到一学期就考走了。临走那天，那个姑娘拉着李秀兰的手哭，说李老师我对不起你。李秀兰拍拍她的背，说没啥对不起的，城里学校缺人，你去那儿更有用。

这话不是客套。李秀兰比谁都清楚，乡村教师留不住人，不是钱的问题。她每个月到手三千二，加上乡镇补贴和教龄津贴，勉强够四千。可城里的学校给同样的钱，老师能住电梯房，孩子能上兴趣班，晚上还能逛个超市。在这里，最近的快递点在镇上，取个包裹要骑半个钟头。年轻老师谈个恋爱都得靠手机，因为方圆十里找不到几个同龄人。

但李秀兰留下来了。1998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，本来分配到镇中心小学。去报到的路上，她看见几个光脚的孩子在路边放羊，问了才知道，村小唯一的老师病了半年，孩子们已经很久没上过课。她跟着孩子走了八里山路，看见那间漏雨的教室，黑板上还留着半年前的板书。当天晚上她就给教育局写了申请，要求调到村小。局长在电话里劝了她三次，她说了三遍“我想试试”。

这一试就是二十年。头十年最难。教室是土坯房，冬天冷得握不住笔，她就带着学生边跺脚边上课。课本不够，她晚上在油灯下抄，第二天再发给学生。有个叫阿呷的女孩，家里不让上学，说女娃读书没用。李秀兰去了七趟，最后一次背着半袋米去的。阿呷的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，半天说了句：“李老师，你比我还犟。”阿呷后来考上了州里的卫校，现在是乡卫生院的护士。

这些年，从这间教室走出去的学生，有当兵的，有开货车的，有在县城开餐馆的。每年春节，总有人拎着腊肉和鸡蛋来看她。他们不叫她李校长，也不叫李老师，就叫“李嬢嬢”。李秀兰说，这是她听过最好听的称呼。

可有些事她不愿意多提。比如2015年丈夫生病，她白天上课晚上照顾，整整三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。丈夫走的那天，她还在给学生讲《秋天的怀念》。讲到“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”，她突然哽住了，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，让学生自己读。后来学生们说，那天李嬢嬢的肩膀一直在抖。

再比如前年她有机会调回镇上，中心校的校长亲自来请。她站在教室门口看了很久，十七个孩子齐刷刷望着她。有个叫小木果的男孩，父亲坐牢，母亲跑了，跟着七十岁的奶奶过。那天小木果没说话，只是把她的自行车钥匙藏了起来。李秀兰找了一下午，最后在讲台抽屉里发现了钥匙，旁边还有张纸条，歪歪扭扭写着：“李老师，你别走。”

她没走。去年教育局给学校换了新课桌，装了多媒体设备。虽然网速慢得打开一个课件要五分钟，但孩子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见了大海。李秀兰站在后面，看着二十几个后脑勺，突然想起自己刚来那年，有个孩子问她：“李老师，海是啥子颜色？”她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她也没见过海。

现在她知道了。海是蓝色的，和孩子们眼睛里的光一样。

今年开学，又分来一个年轻老师。是个小伙子，家在西昌，说想在农村待两年。李秀兰没问他能待多久，只是把宿舍收拾干净，又去镇上买了新被褥。开学第一天，她带着小伙子去家访，走了三个小时山路。回来的路上，小伙子说：“李老师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接着干。”李秀兰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她抬头看了看天，傍晚的云烧得通红，明天又是个晴天。

自行车链条发出规律的咔嗒声，李秀兰蹬着车往家走。后座上的粉笔用完了，明天得去镇上再买两盒。山路两边是刚抽穗的玉米，风一吹就沙沙响。她想起二十年前那个下午，自己第一次走这条路，也是这个季节，也是这个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