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往山里开，路就窄了。水泥路变成碎石路，碎石路又变成被草茎半掩的土路。导航早没了信号，手机屏幕上只剩一个孤零零的蓝点，悬在一片空白的地图中央。同行的老摄影家把车窗摇下来，说，闻到了吗，那是柴火灶的味道。我嗅了嗅，空气里确实有一种干燥的、暖烘烘的焦香，混着雨后泥土的潮气，从山坳的缺口处涌过来。

拐过最后一道弯，村子就挂在对面的山坡上。不是那种粉墙黛瓦的徽派，也不是吊脚楼，就是最普通的夯土房子，黄褐色的墙体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深色的水渍，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屋顶是灰黑色的瓦，瓦缝里长着瘦瘦的瓦松。几缕炊烟斜斜地升起来，被风一吹就散了，融进背后那片浓得化不开的绿里。朋友说，这村子有六百年了，族谱上记着，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过来的。我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说村口那棵樟树底下有块碑，字都磨平了，但拓片还能认出来。

我们顺着石板路往里走。石板被磨得溜光，中间凹下去一道浅浅的槽，是几百年脚步踩出来的。路过一户人家，门虚掩着，院子里晒着笋干，竹筛上摊着新采的茶青。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，看见我们，也不惊讶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我们随便看。那种神情，像是见惯了来来往往的陌生人，又像是压根不在乎。她脚边的搪瓷盆里泡着几根黄瓜，水面上浮着一层细细的绒毛。

村子不大，十几户人家，年轻人大多出去了。留守的老人守着老屋，也守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节奏。早上五点起来烧饭，柴火灶，大铁锅，煮一锅稠稠的稀饭，配自家腌的咸菜。吃完下地，侍弄那几亩薄田。田在山坡上，一垄一垄的，窄得牛都转不过身来。我问一个正在锄地的老汉，种这点地够吃吗。他直起腰，用袖子抹了把汗，说，够吃，多了也背不动。这话让我愣了半天。

中午在村里吃派饭。一户姓余的大姐给我们下了碗面，面条是手擀的，宽宽薄薄，浇头是腊肉炒蕨菜。腊肉挂在灶头上熏了整整一个冬天，黑得发亮，切开来却是琥珀色的。蕨菜是春天刚冒头时采的，焯过水晒干，吃的时候再泡发。面汤是清的，上面飘着几粒油星和葱花。我蹲在门槛上吃，碗烫得端不住，就搁在膝盖上。对面是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再远一点是竹林，风吹过去，竹梢就齐齐地弯下腰，像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。

吃完面，余大姐收拾碗筷，随口说了句，你们要是早来半个月，还能看到打糍粑。现在不行了，人都凑不齐。她男人去年走了，儿子在杭州送快递，一年回来一趟。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就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灶房的门洞里，灶台上方的墙壁被烟熏得油黑，挂着一排竹篾编的簸箕，落满了灰。

下午起了雾。雾从谷底漫上来，先是淹没了田埂，然后爬上石阶，最后把整个村子都裹了进去。房子变得影影绰绰，炊烟融进雾里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闷闷的，像是从水底冒上来的。我们站在村口的樟树下，树冠大得遮住了半个天，树干要三个人才能合抱。树底下有石凳，坐上去冰凉。老摄影家架好三脚架，说，等等，等雾散一点，光透进来，那才好看。我们就等着。雾里的村子安静得像一幅褪了色的画，偶尔有鸡鸣，有木门吱呀一声，有人咳嗽，都像是画里的声音。

天快黑的时候雾才散。夕阳从云缝里漏下来，正好照在村后的山尖上，金灿灿的一小片，慢慢往下移，移到半山腰的竹林，移到梯田，移到屋顶的瓦上。瓦被照得暖洋洋的，像是刚出窑的。余大姐站在门口喊我们吃饭，声音在巷子里拐了好几个弯。晚饭是南瓜粥，蒸红薯，还有一碟腌辣椒。她说，没什么好菜，你们将就吃。我们都说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红薯是红心的，又甜又糯，皮都舍不得剥。

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。余大姐塞给我们一袋笋干，说，自家晒的，泡一泡就能炒。车灯亮起来，照亮了前面的石板路。后视镜里，村子缩成一小团昏黄的光，越来越小，最后被山吞没了。老摄影家翻着相机里的照片，说，这种地方，看一眼少一眼了。我没接话。车在山路上颠着，笋干的香味从袋子里渗出来，混着车里暖气的味道。我想起余大姐说的那句话，人都凑不齐了。凑不齐的不只是打糍粑的人，还有那些被时间慢慢磨掉的日常。六百年的村子，大概也经不起几回这样的凑不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