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深秋在格鲁吉亚，第比利斯的老城区像一盘打翻的核桃，街巷从库拉河岸一路往山上滚，滚到哪儿算哪儿。我住在一家没有电梯的民宿里，房东是个嗓门极大的老太太，每天早晨用一把铜壶煮土耳其咖啡，苦得人舌头发麻。她只会三句英语：你好、钱、再见。我只会两句格鲁吉亚语，你好和谢谢。我们靠比划和手机翻译过了三天，居然相安无事。

出事那晚我去看了一场木偶剧，散场时十点出头，天已经黑透了。第比利斯的十月夜里凉得干脆，风从高加索山那边灌下来，吹得路边法国梧桐的叶子哗哗翻面。我掏出手机看地图，发现民宿那片区域被标成了一团灰色——信号断了。心里咯噔一下，但也没太慌，想着老城区嘛，绕两圈总能认出来。

结果绕了四十分钟，越绕越不对。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，石墙湿漉漉的，路灯隔三差五才亮一盏，偶尔有猫从垃圾箱上跳下来，吓人一跳。我试着敲了两户人家的门，第一户开了条缝，一个老头探出半张脸，听我说英语，摆了摆手就把门关上了。第二户压根没应。这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发慌，因为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七，而且我发现自己连民宿那条街的名字都没记住——老太太写在纸条上的格鲁吉亚文，我揣兜里忘了看。

走到一个岔路口，左边是条上坡的石阶，右边拐进一片黑黢黢的院子。我站在那儿犹豫，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一个中年男人拎着塑料袋走过来，个子不高，穿着件深蓝色夹克，胡子拉碴的。他看我杵在那儿，用格鲁吉亚语问了一句什么。我摇头，说英语，迷路了。他皱了下眉头，也摇头，意思是听不懂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妙。他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翻译软件，对着说了一串。屏幕上蹦出英文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赶紧翻出民宿的预订信息，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他看。他凑近屏幕瞅了半天，抬头又看了看我，然后做了一个特别干脆的动作——把塑料袋往胳膊肘上一挂，朝我招了招手，意思是跟着走。

他走得不快，但路线很笃定，拐弯之前会回头确认我还在。经过一条小街时他停下来，指了指路边一个招牌，又指了指我手机上的地址，嘴里嘟囔了一句。我凑过去看，招牌上的格鲁吉亚文和预订信息里的街名确实有几分像，但拼写不太一样。他大概是在告诉我：这条街改名了，或者有两个叫法。这种细节，地图上根本看不出来。

走了大概七八分钟，他忽然停在一栋楼前，指了指三楼亮灯的窗户。我认出来了，是那家民宿的阳台，老太太晾的床单还挂在那儿。我连声道谢，用尽了所有会的词。他笑了笑，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——是个梨，格鲁吉亚那种长得歪歪扭扭但甜得要命的梨。然后他转身就走了，脚步比刚才快，没回头。

我站在楼下啃那个梨，凉丝丝的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。抬头看三楼，老太太大概听见动静了，推开窗探出脑袋，冲我喊了一嗓子，语气跟平时催我交房费一模一样。我朝她挥了挥手，心想这老太太估计压根没发现我差点丢了。

后来我跟做旅游的朋友聊起这事，他说在高加索地区这种事不稀奇，当地人对外国人有一种朴素的“你在我地盘上就不能让你出事”的责任感。但我觉得没那么复杂。那个男人可能只是下班回家，顺路捎了一个迷路的外国人。他递给我梨的时候也没说什么“欢迎来格鲁吉亚”之类的漂亮话，甚至没等我好好道谢。就是那种，事情做完了，该走了。
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只记得那件深蓝色夹克，袖口磨得有点起毛。